当前，全国教育战线正在掀起学习和贯彻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的热潮，它必将促使我国教育战线，特别是高等教育战线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教育发展方式，更新教育改革思路，为在未来十年内全面实现《纲要》提出的奋斗目标而努力奋斗。《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中国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人才，基础在教育”。“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振兴，全民有责。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必须始终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按照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坚持育人为本，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促进公平为重点，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推动教育事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科学发展，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通过学习，我们认为，“坚持育人为本和提高教育质量”是《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今后十年的主要任务和各项方针中的重中之重，是一项涉及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和大学创新全局，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重大课题。这里不仅有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问题，也有教育体制改革和大学制度创新问题；不仅有全面提高教育质量问题，也有造就拔尖创新性人才问题；不仅有以教师为主导“传道，授业，解惑”问题，也有以学生为主体自我“修身”问题；不仅有为学生健康成长构筑良好的大学文化生态环境问题，也有提倡和坚持由教育家办学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个提高文化自觉问题。如果不从文化的视角，特别是不从大学文化的视角去研究和解决，那么，“坚持育人为本和提高教育质量”这项重大课题是解决不了的，或者说是难以取得预期的结果的。只有抓住了这个根本，我们才能全面推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回归“育人为本”是大学存在的第一要义
《纲要》明确提出“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这一句话非常切中要害，但是，真正做到非常困难。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国教育战线出现了“教育活动本义的缺失” 现象，它的主要表现就是偏离了“育人为本” 这个办学的根本方向,导致了人文精神的滑坡和大学创造力的下降,这已经引起我国高等教育界众多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从客观上说，主要是由于1999年以后的一段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大过快，在强调扩大内需的同时忽视了内涵的充实，导致出现教育质量滑坡现象。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以“崇尚物质，忽视人文” 为主要内涵的全球性文化生态危机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的猛烈冲击下，我国一些大学，甚至一些大学教授舍本求末，急功近利，把重点放到学校升格和个人升职上，重科研轻教学，个别大学和个别教授几乎完全陷入“日趋功利” 的世俗社会之中，甚至忘掉了大学是干什么的。这是目前我国一些大学和教授偏离“育人为本”这个办学根本方向，导致出现人文精神的滑坡和大学创造力下降的根本原因。我们决不能低估重新确立“育人为本”这个办学根本方向的困难程度。投入不足和物资匮乏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难就难在人心难收和转变思想观念，我们应当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赵林教授在《西方文化概论（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的《前言》中深刻地指出：“我素来认为，在一个分工精细和知识专业化的现代社会中，大学除了担负着传授专业知识这个重要职能之外，仍然应该像传统的大学那样承担起一个神圣的天职，那就是培育学生的人文精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大学，不仅要培养出大批科学家、工程师、律师、会计师和计算机专家，更应该塑造出睿智的灵魂，培育出具有深厚的人文素质和崇高的道德情怀的健全人格。在任何时候，对于大学来说，塑造灵魂和培育人格都是比造就专家更为重要的事情。因为大学的首要之义就是要发掘和弘扬人性中的那些神圣而潜在的基质，而不是批量生产模式化的专业人才，这正是大学不同于工厂的关键所在”。“然而在当今中国，由于商业化和流俗化潮流的冲击，大学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功利化和实用化的影响，日益沦为替商家和市场量体裁衣地批量生产专业人才和知识加工厂。大学已经变成亦步亦趋地跟在社会需求后面服务的恭谦仆从，而不再是指引社会发展方向的精神灯塔和激发人类神性之光的灵魂火炬。这种现象固然是由于市场经济的时代大趋势所导致的，但是如何在适应时代潮流的同时仍然坚持大学的传统天职，如何在培养专业人才的同时始终不渝地培育大学生们的人文精神和道德情怀，这是摆在当今中国大学的管理者和为师者面前的共同使命”。宁滨教授在《关于提升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创新力的思考》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创新力是当今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实力的集中体现”，“提升研究型大学的创新力既是发挥研究型大学的‘支撑’作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然需要”，“更是新时期建设有特色、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实现大学创新发展、追求卓越，坚定走内涵发展道路，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迫切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就研究型大学创新力整体水平而言，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办学理念难以适应提升创新力要求”；“创新人才培养思路不够清晰”；“自主创新成果不足，成果转化率低”；“基层学术组织架构和管理运行模式缺乏活力”（载于《中国高等教育》）2010年第17期）。
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2009年第20期上在题为“请花更多心思落实‘育人为本’”的《卷首微言》中尖锐地指出：“为了大学的正义，在此最想吁请大学的校院长、教授们花更多的精力和心思于培育英才。仔细一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作的一个判断并非空穴来风：‘全世界几乎所有的高等教育，实际上都处于危机之中’！重要表现是，高等学校以培养人才为根本任务，即‘育人为本’的理念，随着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和大学功能的不断拓展以及社会希望大学承担责任的无限扩大，有被淡忘甚至边缘化的危险。难怪哈佛大学哈佛学院前院长哈瑞.刘易斯发出警告：为了追求卓越的学术成就和市场影响力，而忽视人才培养，尤其是本科生培养，那是‘失去灵魂的卓越’。由此可见，重申培养人才是大学的根本任务，即坚持‘育人为本’的理念，绝非无谓的老生常谈，恰恰是当前需要我国大学坚持并作深刻反思的大事体”。
二、对教育的本质进行再认识
明确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通过学习，我们认为，坚持育人为本和提高教育质量，《纲要》不仅要“牢固树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而且进一步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从根本上说，必须对教育的本质进行再认识。
1．教育的本质是一种生命活动
教育的对象是作为“个体”的有生命的人，对于作为“个体”的有生命的人来说，教育活动的崇高使命是开发人的理性和潜力，革新人的天赋，扩大人的生命内涵，为人的一生奠基，并在这个基础上促进人类社会得到延续和发展。由此可见，教育的本质是一种生命活动，教育应当促使受教育者在生命活动中获得新的生命。因此，我们必须“致力于照亮人性的美”的人文关怀，关心每一个受教育者，让进入学校学习的每一块金子都能闪闪发光。因此，《纲要》提出：“要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关心每个学生，促进每个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
2．“促进人的发展”是教育活动的崇高理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应当“促进人的发展”作为教育活动的崇高理想，教育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使人成其为“人”，即成为具有健全人格和独立意志的“理想之真人”。这种“理想之真人”，既能“仰望天空”，以天下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作中流之砥柱，成为国家栋梁之材，又能“脚踏实地”，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创造意识，既服务又引领社会前进。所以，《纲要》提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和全面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培养信念执着、品德优良、知识丰富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
3．文化育人是教育本质的核心
教育的本质是一种生命活动，教育应当促使受教育者在生命活动中获得新的生命，把“促进人的发展”作为教育活动的崇高理想，教育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使人成其为“人”，那么，教育是通过什么“促进人的发展”，使人成其为“人”呢？回答是通过文化的传承和创造，由此可见，教育的本质是通过文化促进人的发展的生命活动，文化育人是教育本质的核心，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心理发展过程。这就是说，文化育人是一个过程，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把人类社会长期积淀和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文化）传递给学生是整个学校教育活动的基础，但是，教师传递的这个文化对于学生来说还只是外在的，它必须通过一个以教师为主体的外在文化的教化过程和以学生为主体的外在文化的内化过程，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从而达到“促进人的发展”，也就是“育人”的目的。
3．“人文化成”是教育活动的本义
“人文化成”这个概念在我国最早可以追溯到《易经》，《易经.贲挂》中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查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核心是“人文化成”，这是我国“文化”二字的渊源所在。由此可见，“文化”首先就是传承和教化，使天下“化”为文明的世界，这就是教育活动本义的核心内涵。我们认为，教育的对象是作为“个体”的有生命的人，教育的本质是一种生命活动，“促进人的发展”是教育活动的崇高理想，文化育人是教育本质的核心，“人文化成”是教育活动的本义。其中，坚持“‘人文化成’是教育活动的本义”是实现上述基本观点的关键所在。“人文化成”的关键词是两个，一个是“人文”，另一个是“化成”，“人文”注重的是潜移默化地教化人、熏陶人和引领人，“化成” 注重的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外在文化的内化活动。只有在教育活动中坚守“人文化成”这个教育活动的本义，才能更好地促进学生充分发挥其内在潜能，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三、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
《纲要》明确提出：“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并且强调“教师要关爱学生，严谨笃学，淡泊名利，自尊自律，以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教育感染学生，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说得是何等的好呀！这的确是当前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韩愈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诗人和教育家。他在《师说》（载于《唐宋八大家文选》，牛宝彤选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一文中对教师肩负的重任有精辟的论述，指出：“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熟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在这段论述中，韩愈从“解惑”入手，强调“传道”是“教师”应当肩负的第一位的任务，这里的“道”当然指的是圣贤之道、历史文化之道和为人处世之道。但是，韩愈强调“传道”是“教师”应当肩负的第一位的任务，丝毫没有降低“教师”应当肩负的“受业”的重任。由此可见，韩愈在《师说》中论述的“传道”、“受业”、“解惑”这三者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解惑”是出发点，“传道”是根本，“受业”是基础和途径。按照韩愈在《师说》中的论述，只有全面地完成了上述的“传道”、“受业”和“解惑”这三个方面的任务，才算得上是一个优秀的教员，其中有些可能成为大师。
教师是一个非常崇高和受人尊重的职业，教师这个职业之所以非常崇高和受人尊重主要不在于他给学生传授知识和技艺，教人如何做事，这个比较容易做到，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呕心沥血，为人师表，教人如何做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一个道德高尚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如果大学教授整天陷入为个人谋取名利和升职而奋斗，甚至把学生作为为自己谋取名利和升职的工具，进而盗窃别人劳动成果，坠入教育、学术腐败的深渊之中，那么，教育和大学还有什么希望可言呢？
《新京报》2010年9月9日刊登了笔名为秋风的学者撰写的一篇题为《抵御物质主义，重振教师伦理》的文章，尖锐地指出：“自孔子时代以来，‘为人师表’就是一个崇高形象”。“不幸的是，近些年来，中国的社会越来越呈现物质主义化，人与人之间诸多微妙而丰富的关系逐渐退化为单一的、赤裸裸的物质交易关系”。“教师、家长也许无力改变全社会的物质主义倾向，但至少教师还是应当坚守职业伦理”。
四、构筑一种高品位的大学文化生态环境
近一个时期以来，随着大学文化问题研究学术思潮的进一步发展，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大学教育教学过程的实质是一个文化过程，应当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构筑一种高品位的大学文化生态环境。
1．大学教育教学过程的实质是一个文化过程
袁贵仁教授在《加强大学文化研究 推进大学文化建设》（载于《中国大学教学》2002年第10期）一文中深刻地指出：“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优秀人才” ，“大学是通过什么培养人才的呢？回答是文化”。“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创造物。大学就是通过文化培养人、‘创造’人的”。“大学的出现，是为了继承文化、传播文化、创造文化，通过文化的继承、传播和创造，促进受教育者的社会化、个性化、文明化，从而塑造健全的人、完善的人”。“大学的教育教学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文化过程。所谓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说到底都是文化育人”。“我们的教育重视学科专业的系统性，相对忽视人的完整性，对人的健全人格、个性的培养重视不够；我们的教学侧重‘教书’，突出知识、技能的传授，相对忽视‘育人’，对人的思想品德、素质能力的培育重视不够；学校的建设，重视硬件、设施，相对忽视观念、制度，对教学观念、办学理念的研讨、宣传重视不够；学校的管理环境，多了一些社会机构共性，相对少了一点文化自觉、文化蕴涵，对学校整体文化形象、文化气质的设计、培育重视不够”。“研究大学文化，有助于我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2．大学校园应该是一个良好的生态文化环境
陈怡教授在《文化、先进文化和大学文化》一文中提出了“大学校园应该是一个良好的生态文化环境”的崭新观点，深刻地指出：“一所好的大学，人一走进去，应该感到一股清新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在这样一个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中，每个人都能如鱼得水，顺其自然地生活和成长，自然而然地被熏陶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中，繁荣的文化和创新的成果也就会自然涌现，而不需要刻意地被提倡。在这样的环境中，多了一些宽容，多了一分宁静，多了一些实在；少了许多虚华，少了许多浮躁，少了许多喧嚣”。“大学就应该是一个学园，而不是一个市场”。“在这个学园的人，应该做到‘心远地自偏’，能心无旁骛地致力于学问，致力于文化，甚至为学术而学术。当然，如果有人愿意经世致用，也是值得肯定的，应当顺人之天，以致其性。只有这样，当他走出学园时，他才有真才实学去服务社会、实践人生”（载于《先进文化建设中的大学文化研究》，胡显章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1月）。
3．为人才健康成长构筑一种高品位的大学文化生态环境
《纲要》明确提出：“着力培养信念执着、品德优良、知识丰富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我们认为，其中，重点是品德优良，难点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这是我国目前的薄弱环节。拔尖创新人才就是杰出人才，杰出人才应当具有两个方面的独特素质，一是卓越的基本文化素质，二是超常的创造力。杰出人才的脱颖而出主要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个人的潜质，包括天赋、志向、胆识和勤奋，这是基础，应该说，具备这个潜质的是少数；二是国家和大学为其脱颖而出构筑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这是必要条件。杰出人才卓越的基本文化素质，在个人天赋、志向、胆识和勤奋的基础上，教育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杰出人才超常的创造力则主要决定于个人的天赋、志向、胆识和勤奋，非外力所能造就，只能为其脱颖而出创造条件。怎样解决这两个问题呢？胡显章教授在《关于培养杰出人才的思考》一文中精辟地指出：“培养杰出人才是一流大学追求的首要目标，是一流大学的根本性标志”。“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批顶尖大学为国家培养了众多杰出人才，但现在这种势头明显趋缓” 。“所以，杨振宁先生呼吁‘大学教育必须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摘自在“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召开的大学文化高层论坛上的发言）。
4．大学文化生态环境应当成为一堵“精神围墙”
大学是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的，大学文化生态环境也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善其身”，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多元文化激荡交融的世界里，它必然要受到社会文化大环境的深刻影响和制约。所以，应当在大学与社会之间建设一堵“精神围墙”，以防止社会大环境中的“污泥浊水”对大学和学生的侵袭。郭传杰教授在《谈谈大学特色的本质性和文化性》一文中形象地指出：“西方的著名大学一般都没有‘围墙’，甚至还允许公交车穿梭其中，但又却似有一圈‘围墙’，发挥着对社会文化的‘过滤’作用。这个‘围墙’是无形的，它就是大学文化。大学不应设置高墙深院，但大学文化又不能等同于社会文化，大学在文化上要发挥引领社会的角色和使命”（摘自2009年8月28日“大学文化与发展中心” 召开的大学文化高层论坛上的发言）。
《求是》杂志最近刊文论述建立文化自觉自信问题，深刻地指出：“文化自觉，主要指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文化自觉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是对文明进步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先决条件。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一个政党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自觉的程度。可以说，是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不仅关系到文化自身的振兴和繁荣，而且决定着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前途命运”。以《求是》杂志刊登的这篇论文的基本精神为指导，我认为，实施《教育规划纲要》的过程应当是一个不断的思想解放和文化觉醒过程，关键在于努力提高实施《教育规划纲要》的文化自觉。
一、回归“育人为本”是大学存在的第一要义
《纲要》明确提出“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这一句话非常切中要害，但是，真正做到非常困难。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国教育战线出现了“教育活动本义的缺失” 现象，它的主要表现就是偏离了“育人为本” 这个办学的根本方向,导致了人文精神的滑坡和大学创造力的下降,这已经引起我国高等教育界众多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从客观上说，主要是由于1999年以后的一段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大过快，在强调扩大内需的同时忽视了内涵的充实，导致出现教育质量滑坡现象。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以“崇尚物质，忽视人文” 为主要内涵的全球性文化生态危机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的猛烈冲击下，我国一些大学，甚至一些大学教授舍本求末，急功近利，把重点放到学校升格和个人升职上，重科研轻教学，个别大学和个别教授几乎完全陷入“日趋功利” 的世俗社会之中，甚至忘掉了大学是干什么的。这是目前我国一些大学和教授偏离“育人为本”这个办学根本方向，导致出现人文精神的滑坡和大学创造力下降的根本原因。我们决不能低估重新确立“育人为本”这个办学根本方向的困难程度。投入不足和物资匮乏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难就难在人心难收和转变思想观念，我们应当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赵林教授在《西方文化概论（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的《前言》中深刻地指出：“我素来认为，在一个分工精细和知识专业化的现代社会中，大学除了担负着传授专业知识这个重要职能之外，仍然应该像传统的大学那样承担起一个神圣的天职，那就是培育学生的人文精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大学，不仅要培养出大批科学家、工程师、律师、会计师和计算机专家，更应该塑造出睿智的灵魂，培育出具有深厚的人文素质和崇高的道德情怀的健全人格。在任何时候，对于大学来说，塑造灵魂和培育人格都是比造就专家更为重要的事情。因为大学的首要之义就是要发掘和弘扬人性中的那些神圣而潜在的基质，而不是批量生产模式化的专业人才，这正是大学不同于工厂的关键所在”。“然而在当今中国，由于商业化和流俗化潮流的冲击，大学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功利化和实用化的影响，日益沦为替商家和市场量体裁衣地批量生产专业人才和知识加工厂。大学已经变成亦步亦趋地跟在社会需求后面服务的恭谦仆从，而不再是指引社会发展方向的精神灯塔和激发人类神性之光的灵魂火炬。这种现象固然是由于市场经济的时代大趋势所导致的，但是如何在适应时代潮流的同时仍然坚持大学的传统天职，如何在培养专业人才的同时始终不渝地培育大学生们的人文精神和道德情怀，这是摆在当今中国大学的管理者和为师者面前的共同使命”。宁滨教授在《关于提升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创新力的思考》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创新力是当今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实力的集中体现”，“提升研究型大学的创新力既是发挥研究型大学的‘支撑’作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然需要”，“更是新时期建设有特色、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实现大学创新发展、追求卓越，坚定走内涵发展道路，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迫切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就研究型大学创新力整体水平而言，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办学理念难以适应提升创新力要求”；“创新人才培养思路不够清晰”；“自主创新成果不足，成果转化率低”；“基层学术组织架构和管理运行模式缺乏活力”（载于《中国高等教育》）2010年第17期）。
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2009年第20期上在题为“请花更多心思落实‘育人为本’”的《卷首微言》中尖锐地指出：“为了大学的正义，在此最想吁请大学的校院长、教授们花更多的精力和心思于培育英才。仔细一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作的一个判断并非空穴来风：‘全世界几乎所有的高等教育，实际上都处于危机之中’！重要表现是，高等学校以培养人才为根本任务，即‘育人为本’的理念，随着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和大学功能的不断拓展以及社会希望大学承担责任的无限扩大，有被淡忘甚至边缘化的危险。难怪哈佛大学哈佛学院前院长哈瑞.刘易斯发出警告：为了追求卓越的学术成就和市场影响力，而忽视人才培养，尤其是本科生培养，那是‘失去灵魂的卓越’。由此可见，重申培养人才是大学的根本任务，即坚持‘育人为本’的理念，绝非无谓的老生常谈，恰恰是当前需要我国大学坚持并作深刻反思的大事体”。
二、对教育的本质进行再认识
明确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通过学习，我们认为，坚持育人为本和提高教育质量，《纲要》不仅要“牢固树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而且进一步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从根本上说，必须对教育的本质进行再认识。
1．教育的本质是一种生命活动
教育的对象是作为“个体”的有生命的人，对于作为“个体”的有生命的人来说，教育活动的崇高使命是开发人的理性和潜力，革新人的天赋，扩大人的生命内涵，为人的一生奠基，并在这个基础上促进人类社会得到延续和发展。由此可见，教育的本质是一种生命活动，教育应当促使受教育者在生命活动中获得新的生命。因此，我们必须“致力于照亮人性的美”的人文关怀，关心每一个受教育者，让进入学校学习的每一块金子都能闪闪发光。因此，《纲要》提出：“要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关心每个学生，促进每个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
2．“促进人的发展”是教育活动的崇高理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应当“促进人的发展”作为教育活动的崇高理想，教育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使人成其为“人”，即成为具有健全人格和独立意志的“理想之真人”。这种“理想之真人”，既能“仰望天空”，以天下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作中流之砥柱，成为国家栋梁之材，又能“脚踏实地”，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创造意识，既服务又引领社会前进。所以，《纲要》提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和全面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培养信念执着、品德优良、知识丰富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
3．文化育人是教育本质的核心
教育的本质是一种生命活动，教育应当促使受教育者在生命活动中获得新的生命，把“促进人的发展”作为教育活动的崇高理想，教育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使人成其为“人”，那么，教育是通过什么“促进人的发展”，使人成其为“人”呢？回答是通过文化的传承和创造，由此可见，教育的本质是通过文化促进人的发展的生命活动，文化育人是教育本质的核心，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心理发展过程。这就是说，文化育人是一个过程，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把人类社会长期积淀和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文化）传递给学生是整个学校教育活动的基础，但是，教师传递的这个文化对于学生来说还只是外在的，它必须通过一个以教师为主体的外在文化的教化过程和以学生为主体的外在文化的内化过程，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从而达到“促进人的发展”，也就是“育人”的目的。
3．“人文化成”是教育活动的本义
“人文化成”这个概念在我国最早可以追溯到《易经》，《易经.贲挂》中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查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核心是“人文化成”，这是我国“文化”二字的渊源所在。由此可见，“文化”首先就是传承和教化，使天下“化”为文明的世界，这就是教育活动本义的核心内涵。我们认为，教育的对象是作为“个体”的有生命的人，教育的本质是一种生命活动，“促进人的发展”是教育活动的崇高理想，文化育人是教育本质的核心，“人文化成”是教育活动的本义。其中，坚持“‘人文化成’是教育活动的本义”是实现上述基本观点的关键所在。“人文化成”的关键词是两个，一个是“人文”，另一个是“化成”，“人文”注重的是潜移默化地教化人、熏陶人和引领人，“化成” 注重的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外在文化的内化活动。只有在教育活动中坚守“人文化成”这个教育活动的本义，才能更好地促进学生充分发挥其内在潜能，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三、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
《纲要》明确提出：“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并且强调“教师要关爱学生，严谨笃学，淡泊名利，自尊自律，以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教育感染学生，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说得是何等的好呀！这的确是当前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韩愈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诗人和教育家。他在《师说》（载于《唐宋八大家文选》，牛宝彤选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一文中对教师肩负的重任有精辟的论述，指出：“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熟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在这段论述中，韩愈从“解惑”入手，强调“传道”是“教师”应当肩负的第一位的任务，这里的“道”当然指的是圣贤之道、历史文化之道和为人处世之道。但是，韩愈强调“传道”是“教师”应当肩负的第一位的任务，丝毫没有降低“教师”应当肩负的“受业”的重任。由此可见，韩愈在《师说》中论述的“传道”、“受业”、“解惑”这三者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解惑”是出发点，“传道”是根本，“受业”是基础和途径。按照韩愈在《师说》中的论述，只有全面地完成了上述的“传道”、“受业”和“解惑”这三个方面的任务，才算得上是一个优秀的教员，其中有些可能成为大师。
教师是一个非常崇高和受人尊重的职业，教师这个职业之所以非常崇高和受人尊重主要不在于他给学生传授知识和技艺，教人如何做事，这个比较容易做到，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呕心沥血，为人师表，教人如何做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一个道德高尚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如果大学教授整天陷入为个人谋取名利和升职而奋斗，甚至把学生作为为自己谋取名利和升职的工具，进而盗窃别人劳动成果，坠入教育、学术腐败的深渊之中，那么，教育和大学还有什么希望可言呢？
《新京报》2010年9月9日刊登了笔名为秋风的学者撰写的一篇题为《抵御物质主义，重振教师伦理》的文章，尖锐地指出：“自孔子时代以来，‘为人师表’就是一个崇高形象”。“不幸的是，近些年来，中国的社会越来越呈现物质主义化，人与人之间诸多微妙而丰富的关系逐渐退化为单一的、赤裸裸的物质交易关系”。“教师、家长也许无力改变全社会的物质主义倾向，但至少教师还是应当坚守职业伦理”。
四、构筑一种高品位的大学文化生态环境
近一个时期以来，随着大学文化问题研究学术思潮的进一步发展，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大学教育教学过程的实质是一个文化过程，应当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构筑一种高品位的大学文化生态环境。
1．大学教育教学过程的实质是一个文化过程
袁贵仁教授在《加强大学文化研究 推进大学文化建设》（载于《中国大学教学》2002年第10期）一文中深刻地指出：“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优秀人才” ，“大学是通过什么培养人才的呢？回答是文化”。“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创造物。大学就是通过文化培养人、‘创造’人的”。“大学的出现，是为了继承文化、传播文化、创造文化，通过文化的继承、传播和创造，促进受教育者的社会化、个性化、文明化，从而塑造健全的人、完善的人”。“大学的教育教学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文化过程。所谓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说到底都是文化育人”。“我们的教育重视学科专业的系统性，相对忽视人的完整性，对人的健全人格、个性的培养重视不够；我们的教学侧重‘教书’，突出知识、技能的传授，相对忽视‘育人’，对人的思想品德、素质能力的培育重视不够；学校的建设，重视硬件、设施，相对忽视观念、制度，对教学观念、办学理念的研讨、宣传重视不够；学校的管理环境，多了一些社会机构共性，相对少了一点文化自觉、文化蕴涵，对学校整体文化形象、文化气质的设计、培育重视不够”。“研究大学文化，有助于我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2．大学校园应该是一个良好的生态文化环境
陈怡教授在《文化、先进文化和大学文化》一文中提出了“大学校园应该是一个良好的生态文化环境”的崭新观点，深刻地指出：“一所好的大学，人一走进去，应该感到一股清新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在这样一个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中，每个人都能如鱼得水，顺其自然地生活和成长，自然而然地被熏陶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中，繁荣的文化和创新的成果也就会自然涌现，而不需要刻意地被提倡。在这样的环境中，多了一些宽容，多了一分宁静，多了一些实在；少了许多虚华，少了许多浮躁，少了许多喧嚣”。“大学就应该是一个学园，而不是一个市场”。“在这个学园的人，应该做到‘心远地自偏’，能心无旁骛地致力于学问，致力于文化，甚至为学术而学术。当然，如果有人愿意经世致用，也是值得肯定的，应当顺人之天，以致其性。只有这样，当他走出学园时，他才有真才实学去服务社会、实践人生”（载于《先进文化建设中的大学文化研究》，胡显章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1月）。
3．为人才健康成长构筑一种高品位的大学文化生态环境
《纲要》明确提出：“着力培养信念执着、品德优良、知识丰富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我们认为，其中，重点是品德优良，难点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这是我国目前的薄弱环节。拔尖创新人才就是杰出人才，杰出人才应当具有两个方面的独特素质，一是卓越的基本文化素质，二是超常的创造力。杰出人才的脱颖而出主要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个人的潜质，包括天赋、志向、胆识和勤奋，这是基础，应该说，具备这个潜质的是少数；二是国家和大学为其脱颖而出构筑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这是必要条件。杰出人才卓越的基本文化素质，在个人天赋、志向、胆识和勤奋的基础上，教育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杰出人才超常的创造力则主要决定于个人的天赋、志向、胆识和勤奋，非外力所能造就，只能为其脱颖而出创造条件。怎样解决这两个问题呢？胡显章教授在《关于培养杰出人才的思考》一文中精辟地指出：“培养杰出人才是一流大学追求的首要目标，是一流大学的根本性标志”。“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批顶尖大学为国家培养了众多杰出人才，但现在这种势头明显趋缓” 。“所以，杨振宁先生呼吁‘大学教育必须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摘自在“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召开的大学文化高层论坛上的发言）。
4．大学文化生态环境应当成为一堵“精神围墙”
大学是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的，大学文化生态环境也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善其身”，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多元文化激荡交融的世界里，它必然要受到社会文化大环境的深刻影响和制约。所以，应当在大学与社会之间建设一堵“精神围墙”，以防止社会大环境中的“污泥浊水”对大学和学生的侵袭。郭传杰教授在《谈谈大学特色的本质性和文化性》一文中形象地指出：“西方的著名大学一般都没有‘围墙’，甚至还允许公交车穿梭其中，但又却似有一圈‘围墙’，发挥着对社会文化的‘过滤’作用。这个‘围墙’是无形的，它就是大学文化。大学不应设置高墙深院，但大学文化又不能等同于社会文化，大学在文化上要发挥引领社会的角色和使命”（摘自2009年8月28日“大学文化与发展中心” 召开的大学文化高层论坛上的发言）。
《求是》杂志最近刊文论述建立文化自觉自信问题，深刻地指出：“文化自觉，主要指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文化自觉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是对文明进步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先决条件。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一个政党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自觉的程度。可以说，是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不仅关系到文化自身的振兴和繁荣，而且决定着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前途命运”。以《求是》杂志刊登的这篇论文的基本精神为指导，我认为，实施《教育规划纲要》的过程应当是一个不断的思想解放和文化觉醒过程，关键在于努力提高实施《教育规划纲要》的文化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