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实在是一件大好事，也是我国重大教育决策的一次重要机制创新。针对其中涉及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社会各界论争激烈，众说纷纭。在我个人看来，归根结底，还是要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教育改革和发展。种种纷繁复杂的问题和现象，放到科学发展观之下，抓住问题的根本，出路往往不言自明。
要在教育改革和发展中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必须建立科学的教育决策机制。
科学决策机制的建立，既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也是长期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制度保障。这个规划纲要的制定过程本身就必须突出科学发展观这一指导思想。在决策过程中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以为最重要的就是要调查研究。既谓之“规划”或“规划纲要”，就一定要在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做得科学合理且比较具体。若是派几个官员，组织一批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专家，一阵清谈之后，关在宾馆里闭门造车，则必将误国误民。回顾1985年以来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际情况，科学决策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譬如：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缺乏科学细致的规划，匆忙采取简单扩大规模的做法，我国的高校扩招才出现了一些问题，尽管国家这些年在高等教育领域投入了大笔资金，但简单扩大规模的结果是，一方面我们培养了一大批在社会上早已过剩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社会急需的一些专门人才，特别是高等职业技术人才，我们却没有培养出来。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过程中，也正是由于缺乏科学细致的规划，影响了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如今我们在西部农村留下了一大批只有楼房没有师生的“空壳学校”，以及一支水平亟待培训提高的农村教师队伍。如果当初进行了科学的测算和规划，那么我们至少可以腾出一部分盖房子的资金来培训出一批合格的教师，而教师才是优质教育的第一要素。
其次，要在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尊重科学，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努力形成科学的认识。
就拿高中阶段是否应该文理分科的问题来说。问题的本质是我们的课程体系是否有利于青少年学生的成长发展，而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分不分科的问题。在目前的争论中，不少主张取消分科的专家援引美国高中文理不分科为例，来说明不分科如何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创新人才培养，殊不知美国的“不分科”其实在一定意义上比我们的文理分科还要“分”得细。在学分制的体系下，辅之以强调特色的“磁石学校”之类的教改计划，美国高中给学生提供了一个极其丰富多样的课程体系，甚至允许那些在某一学科领域学有余力的学生在高中阶段就修学大学课程，从而给了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课程的自由，最大限度地为学生的成长发展创造了自由空间。我国的中学虽然实行文理分科，但在学校常规评价体系下，学生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处境：你是陈景润、霍金吗，万米长跑成绩是几秒？你是刘翔、杨丽萍吗，数学成绩及格没有？稍加思索就不难发现，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是否分科，而是要建立一个多样化的课程体系，在保证国民基本素养训练的基础上，给各种各样的天才以最大的发展空间。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稳步地通过“中长期”的改革，在教育教学理论、课程体系、评价体系、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师培养等方面，不断循序推进相应的改革和创新。
再看万众瞩目的高考和学业负担过重问题，实际上，学业负担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教育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社会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不足所造成的社会心理压力传导到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领域而形成的结果。因此，要解决这类问题，仅仅靠教育改革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我们的高考制度没有出现重大的公平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在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就不必占太大的篇幅。因为问题的本质决定了彻底解决问题有赖于相应的社会改革和发展，包括仰赖社会人才观念的变革，目前在教育领域我们最多只能通过各种办法来暂时缓解而不是解决矛盾。
还有创造力和创新人才培养问题，不少人都认为，我们的孩子学得太多太难了，所以创造力受到了压抑。这个答案看似合理，可稍稍细想，却相当荒谬。科学知识怎么会成了我们进行科学创造的阻碍？按照常理，科学知识学的越好，科学创造的能力应该越强。初中物理都一窍不通，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那才是不符合逻辑的。问题到底是我们的课程太难还是我们逼迫所有孩子都要学好同样的东西？对比一下美国优质高中和我国重点高中的课程表，答案不言自明。影响我国青少年学生创造力发展的因素很多，除了前面提到的僵化单一的课程体系外，忽视学生个性和兴趣、求全责备的评价体系、脱离实际生活的“机械化”的课堂教学、宣讲真理式的知识教学方式、教师权威的不适当扩张，等等，这里不再细说。
第三，要在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还要联系中国国情，联系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在规划纲要的制定乃至整个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坚决摒弃那种从概念到概念的思维方式，切忌脱离实际，主观臆测，坐而论道。
譬如，有专家一再提出进行多次高考的建议，据说考试多了，压力就会下降。在我看来，这类意见就是想当然的主观臆测。实际上，在我国不少地区，已经尝试过一年进行两次高考，大多被证明意义不大，有些地区已经取消了增加的那次考试。要知道，目前在我国，高考仍然是选拔性的，无论是一次考试还是多次考试，无论考四门还是考十门，只要选拔性存在，高考给学生带来的压力就不可能消失。美国SAT之类的考试主要是类似我国高中会考的水平考试，其成绩在大学录取过程中也只是重要参考之一，所以学生可以考多次，的确可以分散压力。如果变成选拔性的，91分就比90分牛，那让你考一辈子你也终究会有压力，道理很简单，在一个选拔性的竞争体系中，水涨船高，永无止境。
至于不少人口口声声要“消灭”的代课教师问题，多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的政策也是脱离实际的。之所以会出现“民办教师”，进而在“民办教师”之后又出现“代课教师”，“代课教师”还没来得及“消灭”，早就产生了“合同教师”，就是因为我们的教师队伍管理政策不能适应各地纷繁复杂的实际情况。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我想强调的是，既然现在我们要制定一个“中长期”的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那就有必要就这个问题好好开展调查研究，制定出一系列能够逐步提高我国基础教育教师队伍水准的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毕竟教师是教育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
最后，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原则之一就是以人为本，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培养人，所以“以人为本”一定要成为我们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我国教育问题的成因十分复杂，其中既有社会现实的原因，又有教育理论上的原因。譬如，长期以来，我们教育界一般都把学生的发展解释为教师教育教学活动的直接结果，这是大错特错的。具体的教育理论问题，限于篇幅，我无法在这里详细阐释。我这里只想说，对教师来说，第一要务不是研究教材上的东西，而是要研究学生，要找到学生容易理解的讲解方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我认为，我们的规划纲要有必要在教育理论创新和教学方法革新方面多多着墨，这方面的改革和创新，对教育事业的推动往往是根本性的。
还有一个问题我这里不得不说。以我在教育基层工作十余年又从事教育科学研究十余年的经验看，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我们的教室里，教育的目的除了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这个宏观目的外，具体目的就是培养科学家了。我们教育所有的孩子从小立志当科学家，我们学校的课程、教学和考试，都是为了培养和选拔未来的科学家。这本身当然不能说是错误的，尽管其实际效果不如人意。然而，当它导致那些不可能成为科学家的孩子在我们的教室内长期遭到忽视甚至贬损的时候，问题就变得严重了。在1985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向全国教育界发出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的号召，他说：“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0页）劳动者素质放在知识分子的前面，这实在是了不起的真知灼见。今天，实施素质教育的战略任务已明确要求我们的教育要全面担负起培养科学家、工人、农民、商人等所有建设人才的历史任务。
一个泱泱大国的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涉及的问题实在太多，这样一篇短文难以穷尽，但我们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究其根本，仍在于如何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好地培养人才。这里我想借用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名句来表达我的一点胸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