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振华 生于1949年11月，天津人。1977年1月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1993年5月任国家环境保护局党组书记，同年6月任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之后兼任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1998年3月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2006年12月被任命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当前，妥善处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能源资源、生态环境、气候变化的关系，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也是事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民福祉的重大问题。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刚超过6000美元，加上发展很不平衡，还有上亿贫困人口，发展经济、保护环境、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艰巨。
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脆弱，发展方式比较粗放，资源环境对发展的约束越来越明显，支撑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如淡水、耕地、铁矿石、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人均占有量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43%、17%、67%、7%、7%，明显偏低。
同时，资源利用效率不高，2010年我国资源产出率与日本相比只及日本的1/7-1/5（主要资源种类不同），2011年我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不到10%，但能源消费量却占全球的20%左右，主要工业产品单位产品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10%-20%。
由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产出、少循环，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虽然已经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政策措施，抑制和减缓了一些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但生态环境恶化的总体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发达国家一二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并逐步解决的环境问题，在我国快速发展的30年里集中显现，呈压缩型、复合型特点，增加了我国环境问题治理的难度和复杂性。
生态文明建设：顺应国际潮流的历史选择
在气候变化领域，我国已成为世界温室气体第一排放国，人均排放也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虽然近10年我国碳强度已经明显下降，但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之中，温室气体排放还会合理、有控制地增长。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和危害越来越突出，从德班平台谈判开始，我国减排压力日益增大。
因此，在现有发展阶段、技术水平、管理能力基础上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要切实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不再走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道路，而必须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工业化、城市化的科学发展之路。
去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中国梦”，具有诸多有利条件，同时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特别是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日益凸显，成为我国发展的重大瓶颈制约。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出发，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这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前提条件。
从人类发展大的历史背景看，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对传统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态环境危机深刻反思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18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进入了工业文明，工业化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
恩格斯曾经指出：“蒸汽机的第一需要和大工业中差不多一切生产部门的主要需要，都是比较纯洁的水。但是工厂城市把一切水都变成臭气冲天的污水。”
从时间顺序看，资源环境问题的凸显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20世纪30年代后，发达国家相继出现环境公害事件。
早在19世纪，英国的泰晤士河就由于污染成为一条鱼虾绝迹的河流。1930年12月，比利时马斯河谷工厂排放的大量烟雾在逆温层和大雾作用下，上千人发生呼吸道疾病，一个星期内就有63人死亡，被称为比利时马斯河谷事件。20世纪40年代发生了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52年发生了英国伦敦烟雾事件。上世纪50—70年代，日本也相继发生了四日市大气污染事件、熊本县水俣病事件、富山骨痛病事件和爱知县米糠油污染事件，这就是有名的八大环境公害事件。
频繁发生的重大环境公害问题，开始引起各国重视。
其次，传统高消耗的增长模式下，能源资源制约日益凸显。
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在1973年，原油价格猛然上涨两倍多，持续三年的石油危机使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4%，日本的工业生产下降了20%以上，所有的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都明显放慢。
第二次石油危机发生在1979年至上世纪80年代初，原油价格从1979年的每桶15美元左右最高涨到1981年2月的39美元，引起了西方工业国的经济衰退，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下降了2.9、2.1、5.0和3.0个百分点。
石油危机表明了广泛依赖化石燃料的现代经济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很多国家采取措施全面节约能源，调整能源结构，并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淡水危机日益严峻。目前，全球性的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常态，80多个国家的约15亿人口面临淡水不足，其中26个国家的3亿人口完全生活在缺水状态，30亿人缺乏用水卫生设施，每年有300万到400万人死于和水有关的疾病。专家警告说，淡水危机有可能成为21世纪最严重的环境问题、安全问题。
再次，气候变化问题成为重大全球性问题之一。
世界银行2012年11月公布的报告指出：到本世纪末，如果再不采取持续的政策行动的话，全球气温将上升4℃，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人类将面临这样的局面：沿海城市被淹没、食品短缺、干旱加剧和洪涝增多，尤其是热带地区将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很多地区缺水明显加剧，热带气旋强度增强，生物多样性丧失，珊瑚体系丧失无法逆转。任何国家对全球变暖都没有免疫力。
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引发了人们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屡屡发生的环境公害事件，引发人类对工业文明弊端的反思。
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如不解决，人类将生活在“幸福的坟墓”之中。2012年在巴西举办的“里约＋20”峰会上，发表了《我们憧憬的未来》成果文件，世界各国再次承诺“实现可持续发展，确保为我们的地球和今世后代，促进创造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的未来”，进一步凝聚了绿色低碳发展的共识。
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也必须清醒认识到，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太大，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特别是近年来出现一系列严重环境污染事件和生态危机，对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产生严重不利影响。这些问题不解决或解决得不好，必将成为实现“中国梦”的最大障碍和硬约束。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低碳发展就是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发展，主要是通过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增加森林碳汇，降低能耗强度和碳强度，实质是解决能源可持续问题和能源消费引起的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
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能源需求还将刚性增长。如城镇化，2010年我国城镇和农村人均能耗分别为2.41吨标准煤和0.79吨标准煤（未含生物质能），城镇人均能耗为农村的3.7倍。到2020年，预计我国人口将达到14亿，城镇化率达到60%，对能源需求还将大幅刚性增加。
同时，应对气候变化压力加大。由于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增速快，我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中已成为关注的焦点，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推动低碳发展，既是破解能源资源瓶颈约束、提高能源保障水平的现实途径，也是应对气候变化、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抓手。
循环发展就是通过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变废为宝、化害为利，少排放或不排放污染物，力争做到“吃干榨净”，其基本理念是没有废物，废物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实质是解决资源永续利用和资源消耗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
原来我们常常讲，我国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现在看来，人口众多是真，地也大，物也博，但用13亿多人口平均，就非常低了。
我国耕地接近18亿亩的红线，人均耕地不到1.4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每年建设用地需求超过1200万亩，虽说要求耕地做到占补平衡，但往往是占肥地、补薄地，耕地质量很难保证，粮食安全面临很大挑战。
我国人均淡水占有量不足2220立方米，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美国的1/5，加拿大的1/48，被列为13个贫水国家之一，目前全国有400多个城市缺水，110个城市严重缺水。
国内外实践证明，发展循环经济是解决资源约束的有效途径。如污水经过处理可以循环利用。废弃商品和废料中可循环利用的金属、玻璃、塑料、橡胶等资源，被形象地称为“城市矿产”。美国开发利用的“城市矿产”资源每年的销售额高达2360亿美元。
我们国内也有许多典型，湖南有个永兴县，利用废渣、废液提银等产品，年产银2000多吨，占全国的1/2，被称为“无矿银都”。资源有限、需求无限，以有限的资源满足无限的需求，发展循环经济是唯一选择。
绿色发展从广义上说涵盖节约、低碳、循环、生态环保、人与自然和谐等；从狭义上说，绿色一般表示生态环保的内涵。我国环境污染问题严重，生态环境总体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
2011年11月，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首个空气质量数据库，在全球91个国家和地区首都城市和人口超过10万的近1100个城市中，中国最好的城市是海口，排名830位，北京排名1053位。今年1月份我国从东北、华北到中部乃至黄淮、江南地区，出现大范围、长时间严重雾霾，影响面积130多万平方公里，受影响人口达6亿。
根据中科院的研究认为，最近我国中东部的雾霾，是异常天气形势造成大气稳定、人为污染排放、浮尘和丰富水汽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人类污染物排放是内因、“主谋”，气象条件是外因、“帮凶”。京津冀地区的雾霾有机颗粒物由四部分组成，氧化型有机颗粒物占44%，油烟型有机物占21%，氮富集有机物占17%，烃类有机颗粒物占18%。在北京地区，机动车为城市PM2.5的最大来源，约占1/4；其次为燃煤和外来输送，各占1/5。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针对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采取了一系列综合性措施，控制机动车污染，1980年到2010年间，机动车行驶里程数增加了96%，能源消费量增加了25%，但同期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却降低了67%。英国针对伦敦烟雾事件，颁布《清洁空气法案》，今日的伦敦，大雾天气已经从每年90天减少为不到10天。
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相互协同，统一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和方式，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任务和重要内涵，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从国家目标到个人行动
“十一五”时期，国家第一次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确定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约束性指标。同时，对外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15%左右。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努力，我们实现了“十一五”规划《纲要》确定的节能减排目标任务，这不论在新兴市场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少有的。
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到2020年，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初步建立。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幅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森林覆盖率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增强，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实现上述目标，就是要紧紧围绕科学发展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以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推动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促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为重点，加快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
一是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二是要大力推进节能减排，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三是要加快发展循环经济，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四是要开展低碳试点，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五是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目前，发改委正在研究编制《城镇化发展规划（2012-2020）》，其中将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作为重要内容。我国城镇化过程应是绿色发展的过程，要着力解决十个方面的主要问题，包括科学合理布局城市空间、优化升级产业结构、集约节约利用土地、严格管控水资源、推广绿色建筑、推行低碳交通、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循环高效利用资源、强化生态环保、转变消费模式等，坚持走集约、智能、绿色和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当然，我们还必须加大环境保护力度。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要以解决饮用水不安全和空气（PM2.5、PM10）、土壤污染等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加强综合整治，明显改善环境质量。加大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十二五”期间，新增污水处理规模4569万立方米/日，新增管网规模15.9万公里，每个县和重点建制镇基本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新增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能力58万吨/日，县县具备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
此外，转变生活方式也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我们要大力倡导绿色低碳出行，践行“光盘行动”，引导规范绿色产品生产，畅通绿色产品流通渠道，引导消费者购买节能环保低碳产品、节能环保型汽车和节能省地型住宅，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限制过度包装，真正推动消费方式的转变。
推动绿色发展：政策机制如何创新
十八大报告从考核评价制度、基本的管理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市场化机制、责任追究和赔偿制度等五个方面对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做出安排。这里我主要谈谈责任考核、法治建设、经济政策和市场化机制。
首先，强化责任考核。建立科学规范的目标责任评价考核制度，是确保实现绿色循环低碳目标的重要基础和制度保障。只有“问责制”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发挥“指挥棒”的作用。“十二五”时期，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节能潜力、环境容量及国家产业布局等因素，已将全国节能减排目标分解到各地区和重点企业。下一步，要加强目标责任评价考核，加大考核结果的应用。与此同时，要加大力度完善政绩考核制度。完善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增加生态文明在考核评价中的权重；根据不同区域主体功能定位，实行差别化的评价考核制度，淡化GDP考核；建立领导干部任期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责任制和问责制。
其次，加强法治建设。尽快把实践中、改革中形成的有效措施和有益经验上升为法律，使生态文明建设有法可依，走上法治管理的轨道。
一是健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法规体系。研究制订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法规。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导向修订完善现有法律法规，清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冲突或不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法规、法条，解决法律之间相互冲突、脱节、重复、罚则偏软等问题，增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
二是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准体系。提高产业准入的能耗、水耗、物耗、环境标准。加快修订高耗能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终端用能产品能效标准、建筑节能标准和汽车燃油经济性标准等，这两年发布100项节能标准。制订再生利用、再制造、低碳产品标准。建立满足氨氮、氮氧化物控制目标要求的排放标准。提高建筑物、道路、桥梁等建设标准，延长使用寿命，提高抗灾能力。
三是强化执法监督。加强法律监督、行政监察、舆论和公众监督。加大违法行为查处力度，解决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的问题。健全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再次，完善经济政策。“十一五”期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节能减排的经济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十二五”时期，要用好这些政策，不断整合和完善这些经济政策。
一是产业政策：支持鼓励类产业加快发展，控制限制类产业生产能力，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积极推进国家重大生产力布局规划内的资源保障、重化工项目实施。
二是价格和收费政策：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居民用电阶梯价格。全面推行燃煤发电机组脱硫、脱硝电价政策。实行差别电价、惩罚性价格政策。完善污水、垃圾处理费政策。
三是财政政策：实施节能技术改造“以奖代补”政策，按形成的节能量给予奖励；对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污染物减排能力建设给予财政补助；对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实施“以奖促治”政策，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四是税收政策：实施节能节水环保设备所得税优惠政策。完善资源综合利用所得税、增值税优惠政策。全面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调整煤炭、原油、天然气的资源税税额标准，调整不同排量乘用车的消费税税率，调整抑制“两高”产品出口的税收政策。研究选择防治任务重、技术标准成熟的税目开征环境保护税，研究开征碳税。
五是金融政策：推广实施绿色信贷、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等政策，推动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等项目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进一步提高高耗能、高排放项目信贷门槛。
最后，推行市场化机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应进一步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节能增效减碳的长效机制，以最小化成本实现节能减碳目标，同时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在合同能源管理、水权交易、排污权交易、碳排放权交易等方面开展试点实践，取得了积极进展，下一步的重点是建立和完善配套政策和制度。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历史任务，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基础上，对自然规律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是顺应国际潮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新理论成果。走绿色循环低碳之路是未来发展大势所趋，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
如何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高度融合、紧密结合，真正让生态文明理念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创新。
{作者:解振华 来自: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