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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重大决策要注意克服“恐众思维”
发布时间: 2013-12-23 浏览次数: 15
       决策是行政行为的起点,是行政管理的核心内容。政府的重大决策往往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或者涉及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反复强调要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
     
       近些年来,一些政府机关和领导干部对重大决策的公众参与重视不够,决策过程不够公开透明,不按程序决策、凭感觉决策,甚至闭门决策、秘密决策等现象还时有发生,导致人民群众的合理要求和意愿不能得到有效反映,既损害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又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执行力。
     
       究其原因,除了习惯于运用权力思维想问题、做决策之外,还有一部分是由于“恐众思维”造成的。有的政府机关和领导干部认为,一些重大决策涉及到的问题比较敏感,比如涉及税收调整的问题、涉及房地产调控的问题、涉及水电气热调价的问题、涉及车辆限行限购的问题等,如果提前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可能会引发一定的社会问题。于是,干脆在决策前不公开征求意见,有的甚至在决策公布实施前严格保密。最后造成的结果可想而知,轻则会引起利益相关人的质疑和反对,从而加大决策执行的阻力,影响决策的执行效果;重则会遭到利益相关人的强烈反对和社会舆论的普遍质疑,进而让决策机关不得不修改决策方案,甚至使决策不了了之,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近几年大连、厦门、昆明等多地先后发生的PX风波就是明证。由于地方政府没有在决策前广泛征求各方意见,也没有认真细致地做好解释工作,引起了当地公众的强烈反对,最终导致政府已经做出的决策不得不收回。
     
       本月15日晚,天津市政府突然宣布实行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以及实施机动车限行交通管理措施,让众多市民措手不及,导致大家不得不彻夜排队“抢”车,引起了社会公众和专家学者的质疑。因为这种“限购加限行”的措施,涉及到天津市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虽然天津市政府从城市管理的角度出发,采取这种措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不是绝对必要?是不是十万火急?是不是最优方案?是不是应该设立缓冲期?是不是应该广泛听取意见?等等疑问都有待考究。因为同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型城市相比,天津市地域分布和市区人口分布都有自身特点,老城区和滨海新区之间相隔较远,人口相对并不算集中,而公交、地铁等基础设施又不太完善,公共交通距离方便、快捷、舒适的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市民选择私家车出行无可厚非。而且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市民购买私家车,享受生活便利也是理所当然,是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政府应该努力的方向。即便市区主要交通节点已发生较为严重的交通拥堵,“限购加限行”也不一定是当前最好的措施,因为目前已采取类似措施的几个城市效果并不理想,而伦敦、纽约、东京、巴黎等城市汽车保有量不比我们少,但是交通状况和大气环境却比我国主要城市好得多。还有,由于采取“限购加限行”的措施,肯定会激发那些原本目前没有购车意愿的个人和单位的购买需求,从而加大摇号中签的难度,引发社会公众的负面情绪。这方面已经有前车之鉴。
     
       其实,政府机关在重大决策作出前广泛听取公众意见,不仅是对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一种保护,也不仅是让公众监督政府决策行为、减少决策失误、提高决策质量、甚至防止决策腐败的一种有效手段,而且有助于公众对重大决策的理解和认可,有助于保障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因为公众参与决策的过程本身,就是决策机关发动群众、沟通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的过程,有助于化解认识误区、凝聚决策共识、保障决策执行、增强决策效果。今年国务院假日办在设计年度放假安排中的做法受到公众和舆论的一致好评,给各级政府机关作出重大决策树立了样板,希望对各级政府落实依法科学民主决策原则起到积极的引领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指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要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各级政府机关在重大决策过程中,不仅要克服“权力思维”,而且要克服“恐众思维”,建立完善与社会公众的良性互动机制,在作出重大决策前广泛听取和充分吸收各方面意见,从而有效凝聚社会共识,提高重大决策的公众接受度,推动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作者:陈翔)

{作者:陈翔  来自:人民网 2013年12月19日  编辑:新闻中心总编室  责任编辑:张怡潇}